第四章 璀璨的文明 (第12/15页)

”同时，他开始以辛辣的笔触讽刺埃及内部政党的纷争，他写道：“分歧何时了？吵闹为什么？”他急切地希望政党之间放置隔阂，一同对抗外敌，甚至呼吁整个阿拉伯世界相互支持，他说：“在东方我们是同族同文的子孙，我们是同甘苦、共患难的兄弟。”“我的诗是歌唱东方的欢乐，哀叹东方的不幸。”
  除了诗歌之外，邵基在晚年开拓了新的文学领域——诗剧。他借鉴了法国古典派戏剧，创作了闻名世界的《克娄巴特拉之死》和《莱伊拉的痴情汉》。这次开拓创新不仅属于邵基，更是属于整个阿拉伯文学。
  1932年，这位在19世纪中叶的埃及文学复兴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诗人离世。人们喜欢用“诗圣”来称呼他，因为他的诗歌在文学价值之外，还有更重要的精神力量。
  纳吉布·马哈富兹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
  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流芳百世？无外乎爱与希望。爱是对一个人，一个民族，一个国家的热情；希望是对善良人性的呼唤。纳吉布·马哈富兹，都做到了，所以他可以称得起“伟大”。
  开罗纳吉布·马哈富兹雕像
  ◎“三部曲”造就的伟大作家
  跟中国的巴金一样，纳吉布·马哈富兹也是靠“三部曲”（《宫间街》《思宫街》《甘露街》）为世界熟知。这三部小说的名字都是他熟知的三条街道，里面遍布埃及开罗最普通的市井百姓。这些人经历了1919年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热潮，在民族独立和谋生之间选择与周旋，最终庞大的民族情怀战胜了所有个人利益。这是纳吉布真正走向国宝级作家的根本原因——热爱民族文化，倡导民族独立，对国家复兴寄予殷切的希望。
  纳吉布对于笔下的一切都是熟悉的，因为他就诞生和成长在民族独立斗争最为激烈的年代。他的父亲是开罗的一位官员，纳吉布的生活不存在温饱问题，但并不代表他不能理解人间疾苦。相反，相对舒适的环境让他接触到更多先进的文化，对民主、独立有更为清醒的认知。他比任何人都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，希望做些什么来宣泄这种澎湃的情怀。于是他开始写小说，通过一个个普通的人物生活来勾勒民族斗争的群像。
  第一部小说诞生在20世纪30年代，他进入埃及的教育部工作不久。小说的时代背景放在了法鲁克国王统治埃及的时期，那时的埃及从辉煌慢慢步入半殖民地的状态，令人心酸的同时又展现给世人埃及曾经的辉煌模样。他希望人们牢记这样的辉煌，这将是为民族斗争的源泉。
  20世纪40年代，纳吉布着手创作三部曲，并由此获得埃及国家文学奖。然而他真正被更多人知晓却是1959年的《我们街区的孩子们》，不是作为作家，而是作为新闻里的头条人物。这部著作涉及到了许多宗教的灵魂人物，比如摩西、穆罕默德、耶稣。埃及保守的伊斯兰教徒认为这是对神灵的亵渎，于是抨击纳吉布，并呼吁相关部门禁止这本书刊登和印刷。时至今日，这本小说都无法在埃及用阿拉伯语进行印刷，只能找到英文版。
  ◎获奖，是认可，也是负担
  1988年，纳吉布凭借“三部曲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奖的阿拉伯语作家。他被称为与狄更斯、巴尔扎克、托尔斯泰并肩的伟大作家，是“埃及的歌德”。然而这些荣耀在带来光环的同时，也带来了危险。
  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一早就将他视为敌人，因为他支持以色列的和平独立。极端主义者认为他是阿拉伯世界的叛徒，理应受到惩罚。让他们更愤怒的是，西方国家竟然颁布了一个如此重要的奖项给纳吉布。于是某个极端组织声称，要判纳吉布死刑。
  1994年，纳吉布遭到暗杀，所幸没有得逞。从此之后，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的保护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失去了自由。可他依旧坚持反对宗教极端主义，倡导国家和宗教分开。
  2006年，95岁的纳吉布去世。后人说他“是埃及伟大的儿子，是完整领悟了语言真谛的爱国者”。
  “埃及之光”尤瑟夫·夏因
  我还很年轻，只有82岁而已，我希望可以永不停歇地干自己的工作，最好再干10年，也许这可以让自己变得略微老些。
  ——尤瑟夫·夏因
  ◎尤瑟夫·夏因的电影目光
  1926年1月5日，尤瑟夫·夏因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出生。此时的埃及，刚刚从英国统治中独立，如同一个新生儿，步履维艰，无法完全脱离英国的掌控。而亚历山大，埃及最大的港口城市，如同这个国家的双臂，拥抱着来自不同国家的文明。欧洲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、融合，都集中体现在了亚历山大。这样的成长环境，或许是尤瑟夫·夏因在影像世界中特立独行的根源之一。
  然而年少的尤瑟夫·夏因，并没有打算用镜头来阐述思想，只是单纯地想成为一名演员。于是在21岁时，他来到洛杉矶电影学院，为演员梦努力。可当他接触到摄影机，才惊觉，原来透过35mm的镜头看世界竟然要比当演员更有趣。就这样，他决定当一名导演。
  1986年的尤瑟夫·夏因
  回到埃及后，他在朋友的帮助下拍摄了《阿门爸爸》——一部将父子